近日，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四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ASGH）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此次论坛得到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曹雪涛、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领导均出席了会议。同时，大会还邀请了包括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oger Kornberg教授在内的80多位来自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国际科研及医学界专家、商界翘楚和投资者。

活动当天，“共创健康创新的协同生态系统，发展香港成为医疗创新枢纽”成为大会主论坛的重要议题。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星主持了高端圆桌论坛，跟嘉宾们对该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凭借卓越的行业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嘉宾们的发言讨论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赞誉和热烈反响。

圆桌论坛现场

（从左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教授；前FDA高级评审官员、埃格林医药联合创始人杜涛博士；绿叶制药集团高级副总裁孙志刚博士；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会长卢毓琳教授；俄罗斯工程院院士、昆翎医药、谱新生物联合创始人张丹博士）

当下，香港正在积极推进“港版FDA”的建设，国际药物监管和临床无疑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资本下行周期内，出海成为了药企努力的重要方向。据动脉橙数据库，2020年-2023年，我国医药企业对外授权许可项目的交易金额逐年上涨，分别为78.91亿美元、156.76亿美元、311.51亿美元、472.67亿美元。

不久前，前FDA高级审评官员、埃格林医药董事长杜涛博士在2024VBEF未来医疗生态展会上主持了“Biotech的出海新实践”圆桌论坛，围绕中国创新药出海话题与国内知名药企进行了深度探讨，与此次高峰论坛主论坛话题“隔空对话”。

更要注意的是，据中国日报，截至2023年11月，我国规模以上医药企业超过1万家。数以万计的医药企业的出海需求将如何满足？香港将在biotech出海中承担什么角色？……在此次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结束后，带着对中国创新药企发展的诸多问题，动脉网与杜涛博士进行了深度对话。

杜涛，埃格林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加拿大McGill大学病理学博士，哈佛医学院药理学博士后；前美国FDA高级审评官员，拥有7年新药审评审批经验；杜涛博士先后担任美国联合健保中国区首席代表、临床注册部总监，香港和记黄埔医药公司临床和注册部高级总监等职务；创立了HPC医药顾问有限公司并担任CEO（于2016年被上市公司收购），期间带领国际团队为多家中外企业完成了80多款新药的FDA临床审批；中国药促会国际创新药物监管专委会候任主委，FDA专家协会第二任会长；协和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以下为采访实录（部分文字在不影响表意前提下，经动脉网编辑）。

动脉网：在亚洲乃至全球生物医药领域，香港具备什么样的发展潜力？

杜涛博士：我认为香港在参与创新生物医药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由于香港有比较宽松的签证政策，所以除了可以招募本地患者外，还可以相对轻松地吸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患者，比如说，来自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周边亚洲国家的病人作为受试者，而这种优势在中国内地不太容易实现。

当一个国内的创新药进入欧美等国际市场时，当地的监管部门通常会考虑人种差异，要求提供更全面的临床数据，以证明其对于不同人群的有效性。比如中国企业在美申报一个鼻咽癌的药物，想获得FDA批准这款药物对于亚裔人群有效，过程中除需要有中国人的试验数据之外，还要在其他亚裔人种上做试验，因为亚裔是一个多种族群体。而香港作为毗邻大陆的重要口岸，具备与新加坡一样开展亚裔临床试验的基础。由于它地方比较小便于管理，医疗基础设施健全，所以它加以发展很容易成为国际临床试验的重镇。

动脉网：相对于内地其他城市，您认为香港成为国际临床试验重镇具备哪些先天优势？

有业内人士分析，限购通常发生于绩优基金。在资金的追逐下，基金规模快速膨胀可能会影响基金经理的操作灵活性和业绩表现；其次，基金管理人可能会因为市场点位较高或估值偏高，通过限购来避免投资者在高位时大量购买，从而减少投资者承担的风险。

杜涛博士：首先，香港具有非常优秀的科研和教育体系。在香港的7所大学中，就有5所在世界上排名前一百。在单一城市中，有如此高密度的顶级院校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香港的医学院在亚洲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香港有能力培养出足够多的临床相关的专业人才。

再就是香港具备语言沟通的优势，香港的健康医疗专业人士（healthcare professionals），包括医生和护士都具备中英双语能力，能轻松地与来自不同国际的患者进行沟通，这就为招募国际受试者提供了条件。这方面的人才优势完全可以使香港成为一个以吸纳和服务亚裔人群为实验目标的临床试验基地。

第三是香港有十分健全的医疗体系，并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医疗设施和设备，能提供对绝大多数病种的诊疗，这为收治不同适应症的目标受试者提供的巨大的选择空间。

最后就是香港相较于内地城市来说面积较小，受签证的限制人口流动范围小，因此国际患者在香港参与临床研究会更易于管理。

动脉网：为什么当下香港是发展生物医药工业的恰当时机？

杜涛博士：香港的大学质量非常好，很多的教授的科研成果也非常有工业价值，优秀的人才资源和科技成果为发展香港创新医药工业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但是由于香港生物医药工业基础薄弱，本地缺乏愿意或能够承接成果转化的企业，所以这些研发成果就很大程度上无法在本地完成转化。

现在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转化手机炒股资配公司，香港的服务业、金融业正面对着来自新加坡等国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情形下，利用自身已有的基础和优势及时地做出产业调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生物医药工业对科技创新能力和专业人才有很高要求，并且可以创造高薪工作。以香港的教育资源、人才密度、医疗基础发展的现状来说，当下发展生物医药正当其时。